最近看了一下B站里面MIT博士做的节目，他们的生存状态，深感他们处境的艰难——必须在非常激烈的竞争中胜出，才能有希望进入下一轮game，否则就会出局。本科GPA-博士选课题组-博士论文发表-博士后是否能得到大佬的vouch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，才能有希望获得一个宝贵的教职。在这一系列的过程里，哪怕哪一个环节运气不好，他们就会沦为loser。比如选了一个很坑的导师，或者在当时的信息集里这个老师是最优的，但是入学以后发现Ta非常坑，非常能自我包装、自我营销却不干实事，或者有严重的拖延症，而当时看起来默默无闻的另一个组的导师，后来表现却非常猛，等等等等，在这个过程中，运气太重要了，甚至可以说是绝对dominant的影响因素。然而人生却不能重开，所以无数的普通人被sacrifice了，只留下少数出现在各个大学的faculty staff list里面。而据他们所说，在北美，拿到教职的博士比例只有3%。当然这个number我绝对相信，跟我的感觉差不多。只是，这引发了我的思考，在这样环境下，人能够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吗？既然他们做的都不是最感兴趣的内容，只是短期内最能出增量成果的文章，那么，他们的工作真的会有大的创新吗？
这让我有了一个arguable的感觉，缺乏宽容会让科研工作者和研发人员丧失创新力。这样的后果就是，资本收益率会越来越低下，转向实体的热钱会越来越少，同时实体企业的创新力会越来越低下。Arguably，从大环境来看，缺乏宽容，就等同于缺乏创新。这样的conjecture也应证了为什么一个国家初期都只能山寨别国产品，因为市场环境对他们而言，缺乏宽容。这应证了为什么美国的创业者能drop out去创业，而中国不行。
然而，历史上我们是怎样解决缺乏宽容导致的缺乏创新、缺乏增长问题呢？事实上，历史上人类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，因为历史上交出的答案，就是战争（或者瘟疫）。战争把资产和人都打没了，需求>供给，因而从整体上扭转了社会上“不宽容”的状态，在战后机会非常多，各行各业都欣欣向荣，高速增长。战胜国对战败国进行一波物资掠夺和人才掠夺，使得战胜国的国民处于“非常宽容”的生活状态之中，此时创新也来自战争的战胜国，然后其他国家再通过仿制，逐渐消除这种“非常宽容”的不均衡状态。但是，这样并不是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。工业化会降低“生产”对“普通人”的需求，整个社会不需要那么多人就能维持现有生产了，环境就会慢慢变得对“普通人”不宽容。Specifically，工业化会降低宽容，让微观的家庭创新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困难。而这种“不宽容”，很容易被误解为是“发展中国家抢夺了我们的饭碗”，导致由民粹引发的国际冲突，为世界和平带来新的危机，似乎世界又回到了那个恶性循环了多次的答卷上。
从大局出发考虑与苦恼，似乎对于个人没有特别的意义，因为你无力改变全局。Luckily，对于个人而言，这套conjecture也仍然具有一些新意。那就是，一个人如果要一飞冲天，需要宽容的环境，比如李安就被她老婆支持了很多年；然而，他却同时需要逆境和绝境，来知道一切的来之不易，来变得坚韧不拔。逆境和绝境，绝大多数时候等同于不宽容，如果要充分exploit好这一点，那么就需要让两者不overlap，这样，人才能会学会在环境仍然有一些宽容余量的时候，努力抓紧去寻找自己真正passionate about的事情。（“宽容”理论的另一个应用，是不少人喜欢鸡娃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爱孩子，也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一代所处的环境已经不“宽容”了，每天工作下班，已经没有力气再学习和折腾了，而寄希望于孩子在读书阶段仍然有一个“宽容”的环境，希望自己通过献祭自己这一代，换取孩子能在“尚且宽容”的几年成长经历中，能有比自己更好的发展。当然这有点stray from topic，所以放到括号里。）
在绝大多数developing economics，社会层面的宽容是难以产生创新转化率的，你给他们宽容，他们就搓起麻将，直到生活把他们自己逼到了完全没有宽容的地步。但是仍然需要留有一些宽容，只要能诞生出那0.1%的创新和人才，那么就是值得的。我相信，国家在投入巨额半导体补贴的时候，是知道绝大多数钱会被各路混子给骗走的，但是只要有一小部分真正给真正做事的人提供了“宽容”，那么也就值得了。